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缙云县五云街道五云大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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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县城的“铁桥”，可谓是家喻户晓。而“五云大桥”是哪一座，知之者可能不是很多。其实，位于五云古镇西南隅好溪之上的铁桥，《缙云交通志》等文献，就称之为“五云大桥”。 　　一 　　穿越五云古镇的好溪，自古就有桥渡相通，是北连金衢杭绍、南通温台处之驿道要津，名曰“龙津”，当为五云大桥之雏形。 　　生产能力低下的古代，人们只能简单地以架木为桥，故龙津桥的始建时间已难确切考证。明成化十八年(1482)《处州府志》载：“龙津桥：在县南五十步。”又载：“巽亭：在县南龙津桥上。宋御史、邑人詹适宅，眉山苏轼有咏。”明万历七年(1579)《括苍汇记》载：“(缙云)县(衙)南为好溪，有龙津桥。”又载：“巽亭：宋御史詹适建。”这些都是现存的关于龙津桥的最早文字记载。詹适字德远，本县詹山人。北宋嘉祐四年(1059)进士，为官正直清廉，曾任御史台主簿，入为龙图阁学士。与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友善，因之在苏轼被贬后，亦以苏党被罢。苏轼有《次韵詹适宣德小饮巽亭》诗曰:“君方梦谪仙，我亦吊文园。江山同三黜，天涯共一樽。”从这些史料可见，龙津桥至少在北宋年间已经存在。当时桥上建有“巽亭”，故龙津桥当为廊桥性质。 　　清康熙十一年(1672)《缙云县志》载：“龙津桥：浮桥……在县南。”十三年(1674)三月，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反，其部将曾养性攻克缙云县城时船毁桥断。廿二年(1683)，知县霍维腾捐资重建浮桥。乾隆三十二年(1767)《缙云县志》载：“龙津桥：在县治南……向有浮桥，今废，改用石埠。”五十七年(1792)，邑贡生丁国华、樊圣阶倡议捐建石桥，改名“大兴桥”。可见，龙津桥在明末清初是船载浮桥，约在乾隆初年改为石埠，乾隆末起建石桥。但该石桥是石拱桥还是石墩平桥，或者丁步石桥没有载明，有待于后人考证。 　　二 　　清嘉庆五年(1800)，大兴桥毁于洪水。郅道光六年(1826)，壶镇吕建盛捐白银两万多两，亲率桥工经长达六年辛劳，独建七孔石拱的龙津桥。开工后次年，兵部左侍郎、钦命提督浙江省学政朱士彦巡试处州，莅临壶镇，对雄伟壮观的永济桥赞叹不已。同行的处州知府李荫圻、缙云知县续立人请他赐名。朱学政得知吕氏母子若孙三世为善，慷慨解囊，费白银八万四千多两，在好溪流经县域的三大渡口分别建起或即将建起石拱大桥，心中感慨万千，欣然命笔，更壶镇“永济桥”为“贤母桥”，更县城在建的“龙津桥”为“继义桥”，预赐正在议建的东渡大桥为“竟爽桥”，并亲自撰写《三桥合记》，立于“贤母桥”头。惜在建成廿多年后的咸丰七年(1857)，继义桥被洪水冲塌。十年(1860)，县人杨达三、吕精心、吕建始、吕积厚等七人在原桥基础上合修及成，即毁于“长毛反”战乱。直到同治四年(1865)，在温处观察王景澄等倡议下，捐资再修，次年桥成，名之“同善”。 　　三 　　民国十一年(1922)，同善桥复毁于洪水。十三年(1924)，宣教缙云的瑞士籍耶稣教牧师玛克德(瑞士人)积极规划设计，倡议建造“铁桥”，预算需要“银币二万伍千余元”(《缙云华洋同善桥募捐启》)。由“旧处属华洋义赈支会拨银元一万三千有奇，更以上年工赈余款七千元 　　之，尚不敷六千元”(同前文)。是冬，玛克德携带铁桥图纸，登门拜访仲夏刚到任的缙云知县桂铸西，在汇报建造铁桥计划的同时，提出“会同士绅以立簿筹捐为请，欲视捐数之丰啬而为之分别请奖”(同前文)。桂知县非常赞同，亲自撰写《缙云华洋同善桥募捐启》，并带头捐出200银元，县内百姓纷纷仿效。次年桥成，改名“华洋同善桥”。 　　关于“华洋同善桥”，有几个史实应该进行厘清。 　　1989年版《缙云交通志》、1996年版《缙云县志》等，均表述为“民国十四年(1925)驻缙云耶稣教牧师玛克德倡议捐建铁索吊桥”。 　　这里值得商榷的，一是华洋同善桥的倡建时间。出版于民国十七年(1928)，即华洋同善桥建成后第三年的《壬戍年纪念录》(封面又写有《五云镇铁桥谱》之名)明确记载，在民国十三年(1924)入冬之前，玛克德就已经组织人员画好铁桥图纸，作出详细预算，筹划捐款方案。入冬，玛克德又携带图纸，拜访县知事桂铸西，桂知事赞同之余，为之亲撰《缙云华洋同善桥募捐启》，发动士绅捐款建桥。同年农历十一月，邑拔贡樊保躬写有《华洋同善桥序》。可见，玛克德筹备建桥时间，至少在民国十三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，民国十四年(1925)应该是正式建造及建成的时间。二是华洋同善桥是“铁桥”还是“铁索吊桥”问题。县知事桂铸西《缙云华洋同善桥募捐启》载：“瑞士玛克德君……倡议建设‘铁桥’，邑人韪之。”邑拔贡樊保躬的《华洋同善桥序》载：“瑞士玛克德先生倡议，特造‘铁桥’”。《壬戍年纪念录》介绍华洋同善桥财产时，有“铁桥头屋一所……”的记载。另外，三十六丈长(合11988米)的华洋同善桥，用铁数量“共计重七万二千有余”，平均每米达600多斤。华洋同善桥下有石桥墩2个，建桥铁梁、搁栅计重14400斤，占总重量的20%，可见该桥的承重方式，主要和关键的是铁梁扛架，大铁丝线吊拉仅仅是在起次要和辅助的作用。所以，窃以为在史籍记载中，表述为“铁桥”比写成“铁索吊桥”更确切，更尊重史料、史实。 　　当然，民间说它是“铁索吊桥”，甚至说它是“斜拉桥”，我看都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因为现代斜拉桥是由承压的索塔、受拉的斜索和承弯的主梁体组合起来的一种结构体系，是拉索代替支墩的多跨弹性支承连续梁。而石拱的继义桥有7孔，而华洋同善桥跨溪中间仅2墩3孔，居中一孔跨度竟占到桥长的一半，即约60米之长。两个桥墩上立4个各800斤重的铁柱，事实上起到斜拉桥索塔作用。2根各1100斤重的大铁丝线上，每条连接着4个(8个总重3200斤)铁呆丝柱，分别与铁桥梁焊接，有效加大铁梁跨越能力，很有斜拉桥的吊拉功能。世界第一座现代斜拉桥是1955年德国DEMAG公司在瑞典修建的斯特伦松德桥，主跨为182.6米。而在此30年前，我们这个山区小县，竟有一座鲜为人知的斜拉桥，主跨已达60米，这难道不是世界之最吗？ 　　还有另一个值得商榷和厘清的问题是华洋同善桥所化资金及其来源。民国十七年(1928)年出版的《壬戍年纪念录》载：“华洋同善桥……共计开支洋二万五千元；改通十字街洋八百元；铁桥头屋、基一所，计价洋五百八十元。”据此合计26380元。有明确来源的记载，一是“旧处属华洋义赈支会拨补洋一万三千八百元”，二是“上年工赈余款七千零元”，三是“缙云县知事桂铸西乐助洋二百元，合计21000元”。此《纪念录》出版时间相距壬戍大洪灾仅有6年，而且建桥的经理(玛克德)、会计、代表以及募捐组人员，都记之凿凿，故应是非常可信的史实。但1989年《缙云交通志》没有用这一史实，而记曰：“华洋义赈协会募捐3万元，县人等募款2.6万元合建。”按此总计5.6万元，与《壬戍年纪念录》记录的2.638万元相差2.962万元，差距之大，竟在一倍以上。而绅士王慕儒(1892～1972)，名望京，字文祥，慕儒为其号，是当时建造铁桥的代表人之一，但主要详细记载当时五云镇铁桥建造情况的《壬戍年纪念录》，没有片言只字提及王慕儒捐助信息；另查民国廿六年(1937)由王慕儒“总理”修撰的《东廓王氏宗谱》，也无他捐助铁桥一事的记载。这实在使人大生疑问？《缙云交通志》乃至其后的《缙云县志》，所据何出，是不是以讹传讹？实在值得县人进一步探究！ 　　四 　　民国三十一年(1942)七月廿三日，县内大洪水成灾，华洋同善桥被掀翻毁坏，铁构件被县政府拆卖，仅留下两条大铁丝线。三十五年(1946)，人们利用幸存大铁丝线横跨好溪，上面铺设木板，恢复通行。到1949年，经年累月的风霜雨雪，加上战火的影响，木板朽腐、栏柱斜倾，通行危险。故在1950年4月6日，副县长李芳签署“关于任何人不得在桥上作故意摆荡破坏行为的布告”，禁止“不明事理分子……故作摆荡，为戏作乐”。7月，县政府就请省政府“拨款修理铁索桥事”，批示“无款拨补”，经费由地方自筹，不足部分借垫解决，收取过桥费归还，收满撤销。经认真筹备后，于1951年秋开始修理，次年5月修成，改名“人民大桥”。可惜的是，这座以时髦的“人民”命名的大桥，寿命很短，才至7月，就被洪水冲毁无遗。延至十余年后的1963年9月，方再次动工，投资4万元，建造长92.22米、宽4米、跨四孔，下部采用条石浆砌墩台，上部采用轻轨桁架式预应力钢筋混泥土桥面的大桥，于次年4月建成，定名“五云大桥”。此后，五云大桥屡经洪水，但损坏都不十分严重。但因桥架较低，每当洪水肆虐，容易栏住柴草，影响水流，抬高水位，增加洪水进街入城概率。故于1999年，经浙江大学规划研究院设计，采用网格框架式结构，桥身抬高1.5米，修成今天的五云大桥。 　　五云大桥之名由龙津桥自远古走来，直到清乾隆五十七年(1792)改名大兴桥，再名继义桥、同善桥、华洋同善桥，解放后改名人民大桥，到1963年定名五云大桥。五云大桥之结构则从木桥、廊桥、浮桥、石桥、石拱桥、铁桥、铁索桥、轻轨桁架桥直到今天的网格框架桥。它们见证着千年古县岁月的沧桑和世事的更迭。
	资源来源——
	http://tieba.baidu.com/p/1510799504
	http://jynews.zjol.com.cn/jynews/system/2015/01/19/018943419.s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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